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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海明:粵港澳大灣區應考慮設立普林斯頓式的文理大學

時間: 2019/11/19 17:11:00 來源:一帶一路研究院

/ 梁海明 (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訪問研究合作者、一帶一路研究院院長)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近日已發布。在教育領域,規劃綱要提出了有關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教育合作發展,鼓勵聯合共建研究中心,支持大灣區建設國際教育示范區,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等的要求。

對此,有不少機構、大學校長們建議成立“灣區科技大學”或“粵港澳灣區聯合大學”,由三地政府在深圳河套地區合作共建,對標世界一流大學,以全新的聯合辦學模式建設一所服務大灣區發展的新型理工科大學或者綜合性大學。

上述建議雖好,但都有可商榷之處。筆者認為,粵港澳三地現已有不少理工科大學以及綜合性大學,再多建一間此類大學,未免有重復建設之嫌。粵港澳三地教育若要求變、求新,以及更適合大灣區未來發展的要求,尤其是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發展的要求,可考慮參考位于紐約灣區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辦學模式,建立小而精的文理科大學。

雖然追求規模和數量現在已成為世界各國的大學發展趨勢,但普林斯頓大學仍堅持其打造21世紀文理大學的初衷,一方面堅持小而精的風格,強調有所為和有所不為,沒有刻意發展專業學院,使學校的規模始終相對固定,令學校可以有效地保持各系科之間的有機聯系。另一方面,則大力推動文理學科之間的交叉與融合,無論是專業設置、研究方向還是課程安排,普林斯頓大學各學院都盡量與其它系科建立互為基礎、互相補充、互相促進的關系。

在小而精方面,迄今為止,在美國常春藤大學當中,普林斯頓大學仍然沒有商學院、法學院和醫學院,只是一間文理大學而不是綜合大學,這在美國著名大學中非常罕見。不少綜合大學為了學科的全面發展,很容易會犧牲或占用投入到優勢學科的資源,以保證弱勢學科的生存和發展空間,最終會讓該綜合大學淪為一個各個學科都不差的二流大學,較少能夠成為頂尖大學。對此,普林斯頓大學則堅持小而精的發展思路,為了維持優勢、維持特色,把有限的資源放在優勢學科,以及學生身上。

例如,普林斯頓不設置醫學院,是由于醫學院須與臨床應用結合,而運作一個龐大的醫學院和臨床醫院系統需要大量人力和經費。在學生培養方面,普林斯頓大學的師生比例為1:5,學生只有8000人左右,攻讀博士學位的人數則增長控制在學生總量的10%以內,規模較小的學生數量可以使得分配在每個學生身上的財政資源遠遠超過其他大學,這也使得普林斯頓大學的畢業率,要比哈佛大學的高出約4%。

在文理學科交叉方面,這更是普林斯頓大學的獨特之處。例如,普林斯頓大學的建筑學院,注重的是建筑藝術的社會歷史背景和政治經濟效應的研究。被譽為世界“數學之都”的普林斯頓大學數學系,一些數學系教授們則滲透到生態學和進化生物學領域,形成了別具一格的專業特色。

世界頂尖的普林斯頓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則更是學科交叉的典范,該學院絕大多數的教授都是來自其他各系的兼職教授。筆者第一次前往該學院參加小組討論,意外發現負責的講座教授既是國際關系學院的教授,同時還是土木與環境工程系的教授,她研究的是如何制定有遠見的全球環保政策來減緩對全球公共衛生、農業和氣候變化的影響。

這種學科頻繁交叉和交流,不僅體現在普林斯頓大學的校內的研究人員身上,也體現在校外的研究人員身上。例如,國際著名的大數學家小約翰·福布斯·納什(John Forbes Nash, Jr.),他提出的“納什均衡”,成為博弈論中一項重要突破,被廣泛運用在經濟學、計算機科學、演化生物學、人工智能、會計學、政策和軍事理論等領域。他離開麻省理工學院(MIT)之后,普林斯頓大學1994年專門為他創立了一個奇怪的職位:“訪問研究合作者” Visiting Research Collaborator),同年,納什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為普林斯頓大學多增添了一名諾貝爾獎得主。

自此之后,“訪問研究合作者” Visiting Research Collaborator)就成為了普林斯頓大學一個常設的職位,專門用來邀請一些外校、研究機構掌握有專門知識、技能,而普林斯頓大學對此知識和技能比較缺乏的研究人員。以筆者為例,由于普林斯頓大學環境研究所,需要一個既掌握“一帶一路”知識,又有經濟學背景,而且還熟悉香港、中國內地經濟、政治情況的學者,進行綠色“一帶一路”、“綠色經濟”的研究,但普林斯頓大學校內又缺乏相關背景和知識的研究者,因此邀請筆者也以“訪問研究合作者”的身份,前往普林斯頓大學進行研究工作。而且,筆者不僅要在普林斯頓大學環境研究所,也要在土木與環境工程系、經濟系和國際關系學院與相關的教授、研究人員們,就“一帶一路”、中國經濟問題等進行廣泛而深入的交叉研究和探討工作。

與此同時,雖然筆者在普林斯頓大學研究綠色經濟學、綠色“一帶一路”等課題,但普林斯頓大學的研究文化,則是要求學者們需要去出席和研究領域不大相關的講座。例如,筆者近日曾去聽來自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大科學家愛因斯坦母校)的Prof. Dani Or在普林斯頓大學的講座。作為一名經濟學者,筆者對講座提及的表面蒸發電容、非飽和土壤中的擴散和微生物活動、孔隙物理學等議題,確實需要腦洞大開。

但是,筆者還是發現講座的聽眾當中也有一些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學教授,甚至是國際關系學教授也在現場。這是普林斯頓大學一種普遍的現象,普林斯頓大學的教授水平都是國際頂尖的,教授們要突破自我,除了繼續深耕自身研究領域之外,也需要進行學科交叉,希望以此獲取新思維。普林斯頓大學的教授們認為,只有越跨界,才能越開闊眼界。也只有跳出來,才能鉆進去。這是普林斯頓大學一種非常有趣的研究方式。

正是由于學科交叉所帶來的化學效應,令普林斯頓大學的教授科研成果頻出,該大學現已有65位諾貝爾獎得主、15名菲爾茲獎得主、13名圖靈獎得主、2名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以及19名美國國家科學獎章得主,為美國的科技進步、經濟發展帶來不可磨滅的貢獻。

而且,由于“小而精”的特色,對學生投放了很大的資源,因此學生也非常受益。截至2018年10月,普林斯頓共培養了2位美國總統、12位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以及有1000多名畢業生先后擔任過美國國會議員、眾議員、聯邦政府的高級官員以及州長和州政府的高級官員。為此,普林斯頓大學贏得了“美國學者和政治家搖籃”的稱譽。

在商界方面,其畢業生往往成為各大跨國企業、公司的決策者。對此,美國另一頂尖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的校長表示該大學今后應當加強文理教育,因為“太多的麻省理工學院的畢業生工作在普林斯頓畢業生的領導之下”。香港的利豐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馮國綸、合和實業董事局主席胡應湘等也是普林斯頓大學的畢業生。

正是由于普林斯頓大學上述獨特的因素,在《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周刊最近發布的年度美國大學排行榜中,普林斯頓大學再次超越哈佛大學,已經第17年雄踞大學排行榜的榜首。

因此,筆者認為,如果粵港澳三地政府要進行教育合作,共建大學,為未來發展成為國際教育示范區奠定基礎,不妨參考普林斯頓大學的發展模式,“小而精”可以集中有限資源發展優勢學科,尤其是發展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有關的優勢學科,“文理大學”可以進行學科交叉,不僅擴闊科研工作者的思維,更能培養文理皆通的畢業生,這對以后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乃至為中國的建設都大有裨益。

該文發表于 2019/11/19 17:11:00 已被 ymy 編輯 2019/11/20 15: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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